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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流网联合创始人康志华看来，互联网公司是轻资产运作，投入大产出少。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政府而言，前期税收不会太多。但是政府对于互联网企业依旧大力扶持，各项补贴一视同仁之外，甚至还会有更多“绿色通道”，企业提供渠道支持，对外甚至为企业代言。长沙推出的“营商环境十条”、“人才新政22条”在完善配套服务的同时，也从侧面为企业带来利好，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说，人才新政对于吸引更优秀的人才有很大帮助。

美联储：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拯救破碎的金融系统，除了被广泛关注的降息与扩表之外，美联储使用了一系列的定向货币政策工具，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首先，美联储在2007年12月创造了定期拍卖工具（TAF），以便将定期基金拍卖给存款机构。所有的可以参与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的存储机构都可以参与TAF计划，所有的借贷都是抵押借贷。每次TAF提供的贷款数量固定，利率是由拍卖结果决定的。TAF主要提供28天或者84天的融资便利。

澳洲联储将现金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00%，再刷历史低位，此为澳洲联储近三年来第二次降息，上个月首次降息。澳洲联储主席洛威，澳洲联储准备在必要时调整利率。分析指出，这是对稍早澳洲联储利率声明的重申，与6月的声明相比，增加了“如有必要”的措辞。

2019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还有4亿左右的中等收入群体，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日益旺盛，消费增长的潜力巨大。可以预见，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长期消费潜力释放和消费升级趋势不会改变。宗良建议，要抓住时机促进消费转型，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要重视发掘医疗、教育、娱乐等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大力发展5G、数字经济、新能源汽车等，推动服务消费朝着更加专业化、多样化、高品质的方向发展。

2018年，在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下，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净流入分别达到1070亿与1067亿美元（事实上，2016年至2018年这3年，中国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这两项的余额都相当接近）。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直接投资项净流入一直是中国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的主要来源。而在最近几年内，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国内要素成本上升、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弱化等因素影响，中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一度由2011年2317亿美元的年度峰值下降至2016年的-417亿美元。近两年直接投资项的净流入回升，主要原因其实是中国政府显著加强了对对外直接投资的管制所致。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显著加大了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对外国投资者的开放力度，这造成证券投资项下净流入的显著增长，由2015年的-665亿美元上升至2018年1067亿美元的历史性峰值。

从海外货币工具看TMLF：就货币政策前景而言， TMLF和MLF之间的利差不宜过宽。同时，未来也可以期待更多的结构性工具。以美联储为例，其创设了新的工具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ALF），发行ABS的机构可以用合格抵押品向纽联储申请融资，因此预计未来定向工具依旧资产类别、主体可能、期限设置、达标要求、优惠力度等各方面的不同会更加丰富。其次，从欧央行的经历来看，欧央行的TLTRO政策并未带来经济的显著回升，这也表明单靠定向的货币政策工具难以刺激经济，因此在其基础上需要实现更大幅度的宽松，我们认为定向降息政策以及后续货币政策的持续宽松将打开利率下行的空间。另外，从PPI等数据以及人口结构来看，我们认为当前自然利率已经下行，因此这也在客观上需要央行进行降息的操作。因此，我们认为从长期来看，债券收益率仍有下行空间。